政府官员在危机之后，接受民主代议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审查。

社会安全事件在我国俗称为群体性事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民主集中制成为一切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大大加强了党组织、国家和社会体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权威主义国家自古就存在，其形态包括专制国家、法西斯国家、军事独裁国家等等，仍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盛行。20世纪民主、宪政、法治在全世界广泛推行的同时，紧急权力和紧急状态法律条款也融入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典和一些部门法中，并在战争、动乱、灾害、传染病、罢工、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等情形下得以适用，甚至在毒品贸易、虐待儿童、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2004年八国首脑会议、2006—2007赛季的欧洲足球赛等社会问题上也得到延伸适用。社会主义国家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家理论，在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中国是这一类型国家成功的典范。美国建国初期，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购买路易斯安那、支付大量资金购买军火等行为，都属于未经法律授权的例外行为。[59]Detention, Treatment, and Trail of Certain Non-Citizens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66Federal Registers 57833(Nov.13，2001). [60]前引[1]，Oren Gross等书，第60页。

治理措施较为多样，出现了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等等。参见前引[85]，汪永清主编书，第35页以下。在1974年11月至1982年6月期间，以色列制定了204部紧急规章，以应对劳工纠纷和经济事件。

一切其他的宪法法规的效力均来源于这种政治意志的决断。在法律责任制建立以前，例外问责的事例大量出现。[83]相比于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制定主体的普遍性，法律法规的制定权集中于国家机构和省、较大的市等处于高级权力位阶上的国家机构，应急预案的制定权却分散在各个单位。例如，很多宪法、单行法都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紧急事件。

从长远来看，由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性质，以及其自身具备的优点，政治动员模式在重特大紧急事件的治理上仍然发挥主导作用，例如2008年我国举全国之力应对汶川大地震。在这种专政模式下，专政权力来自委托，专政者与主权者是分开的，他无权废除现存的宪政秩序，更无权取代委托权力机构，甚至也不能创制或修改法律。

[10]前引[6]，格罗索书，第115页。[27]戴雪也指出，必要既是个人正当防卫的理论基础，也是国家军事防卫的理论基础。这些戒严法大体上沿袭了日本明治十五年的戒严令和德国1851年的围困状态法。在理论上，戴维斯法官的异国同行，以色列高等法院法官米利亚姆·本-波拉特也不认同这种模式，认为法官也生活在人民之中，不能抱有任何幻觉，执政者具有保卫国家生存和安全的职责，偏离于法律的保卫国家安全的紧急措施是无可避免的必要。

该暂行规定还统一规范了问责方式：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在它之前和之上，只有自然法……唯有国民拥有制宪权。[1]由于紧急事件的特殊性，紧急权力经常脱离明确细致的法律规范，以改变常规体制、悬置法律执行、中止某些权利保障等方式灵活运行。[13]前引[3]，陈新民书，第471页。

1949年以后，民国政体在台湾地区继续沿袭，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9]马基雅维利的这一肯定立场为博丹、卢梭、马克思等后世思想家所共享。

阿冈本认为该制度才是一切例外状态的原型，他反对将例外状态与法联结在一起，以试图开启一种新的、不受制于法的政治行动空间。在常态下，三权分立、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体制和法治秩序得以存在。

此后，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新的戒严法。[6]参见[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以下。[26]在理论上，必要的这一法源特征得到了充分强调。(一)调适模式 调适模式与宪法专政理论同根同源，[56]是在后者基础上吸收了二战以来各国紧急法律的最新发展提炼而出的，代表了紧急权力法律制度发展的主流趋势，是法律与紧急权力和谐相处、取长补短的最理想形态。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本身便是法律。[85]法律法规中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主要出现于戒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等，规定的紧急权力体现为现场性的强制措施。

[86]春江：《本来不该发生的悲剧：渤海二号翻没记》，《劳动保护》1980年第9期。为了实现法律彻底控制紧急权力，罗斯托提出了11个宪法专政标准：除非是为捍卫国家及其宪政体制所不可或缺，不得采取一般的或特殊的宪法专政体制。

首先，调适模式适合中国国情。1989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于勒·洛贝，提出了三种解决法律与必要之间紧张关系的理论框架：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

这一例外的规范体系，对于中国紧急权力制度影响极为深远。前引[6]，格罗索书，第110页。

[59]Detention, Treatment, and Trail of Certain Non-Citizens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66Federal Registers 57833(Nov.13，2001). [60]前引[1]，Oren Gross等书，第60页。[42]Carl Schmitt, Die Diktatur: von den Anf?ngen des modernen Souver?tsgedankens bis zum 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 7. Aufl.，Berlin: Duncker and Humblot, 2006. [43]Gabriel L. Negretto and Jose Antonio Aguilar Rivera, Liberalismand Emergency Powers in Latin America: Reflections on Carl Schmitt and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21Cardozo L. Rev 1797，1813-1814(2000). [44]制宪权最初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西耶斯提出。[37]专政则源于古罗马，本质上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维护共和政体的工具性制度，其原初意义恰恰与专制、暴政相对立。应急预案最早应用于安全生产领域。

在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机构集中掌握紧急权力，有权限制公民权利。[2]这些奇特的现象产生了下述基本问题：作为一种内在矛盾的产物，紧急权力法是如何大规模兴起的？这种法律的理论基础何在？具有哪些类型模式？不同类型的紧急权力法各有哪些优缺点？ 紧急权力法在中国也经历了形态各异的发展历程。

这一模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得到了采用。[70]前引[30]，Richard A. Posner书，第158页。

[36][英]戴维·米勒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以下。洛克认为特权是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

(三)1949至1978年新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政治动员模式 1949年以后，紧急权力制度在中国大陆则经历了另一番形态迥异而复杂的变迁。此后，我国规定紧急权力的法律虽然稀少，但是由于政治动员模式的紧急权力制度一直没有改变，当中苏边境冲突、海城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等重特大紧急事件出现时，这种紧急权力体制保证我国经受住了考验，最大程度地动员一切力量和资源，集中投入紧急事件的治理。加拿大紧急状态法规定了四种紧急状态：公共福利紧急状态、公共秩序紧急状态、国际紧急状态和战争紧急状态。中国建国以来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无不是通过动员实现的。

这种新模式的含义是：如果在危机面前，政府官员认为超出法律的特权行为是为保护国家所必要的，旨在促进公共利益，并且相关信息完全透露给了公众，那么这一例外行为就是能够得以允许的。[85]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1803年5月，美国总统杰斐逊率先使用了这一特权：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形下，从法国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州，以保障美国西部领土安全。目前能够问责所有领导干部的唯一规范，是2009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行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5条：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11] (二)近代：戒严法与围困状态法 近代以来欧洲战争、内乱不断，这一时期兴起的紧急权力法基本治理这类紧急事件。[50]同上书，第5页以下。